杨富波童年散忆四五

杨富波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师）

庄市到底要气派些。

它是一个村子，也是庄市乡乡政府所在地。我们不是住在“首善之区”的繁华地段，从住处有两条路可以走到街面去。一条是水泥路，宽阔一些，平直一些，拐弯也多是拐直角弯。另一条则是江南农村旧日常见的卵石、石板混杂的巷子，窄窄的，不平直，但拐弯却柔和得多，有些段落只够两人并行或走一辆自行车。巷子两侧是新旧高矮不一的民居。你沿着巷子走去，一会儿看见铁皮门，一会儿又看见老木门，一会儿是水痕道道的水泥墙，一会儿又变成了苔藓遍布的石头墙。我最喜欢石头墙了，石缝里长着瓦松，淡青泛绿，表皮有层银白的粉末，你用手指甲掐下来，在衣服上擦擦干净，放在嘴里当零食嚼，脆脆的，酸酸的。大概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街面上，街市沿河两岸而设，有些地方还有廊檐遮顶，点心铺、理发店，国营百货商店，裁缝店，五金店，小学校等等，集中在一侧河畔，而菜市场则在河对面，需要走过一座旧石桥才行。我在网上找到几张老街的图片，却总觉得和记忆中的不太一样，我很想重走一遍那条小巷子，恐怕它已经不在了。

在宝庆寺时，我已经读过幼儿园，到了庄市后，并没有马上入学，而是散养了小半年。我们仍旧住在村集体的仓库里，仓库是挨着扬谷场的，这是一块很大的水泥场地，正好供我上蹿下跳，撒欢奔窜。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是28寸老永久，一条腿伸进三角架里，双腿只能蹬半圈，却骑得满场飞。我也常随人家去一家铸铁厂外面捡废铁，捡回来卖给收破烂的。我们等在厂门口道旁的垃圾堆边，工人推了一翻斗车的煤渣来倒掉，里面夹杂着一些铁疙瘩和铁屑。我夹在一群老太婆的对列里，扑上去奋力扒找，老太太的手眼哪有小孩子快，当然抢不过我，又生气又无奈。有些人设备先进，把吸铁石固定在木棒顶部，探进煤渣堆里进行地毯式收集。我们流了汗，用手一搽脸，就都黑鼻子黑眼的，可笑极了。时间一久，和老太婆们也混熟悉了。后来她们看见我妈，就说：这么大的孩子，还不去上学？！于是，我就进了学前班。

在学前班里，唱唱儿歌，做做游戏和手工，依稀还记得有个小女孩长得挺好看，又记得有个高高胖胖的男孩子叫什么权的，他母亲在国营百货商店做售货员，神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又进庄市中心小学读一年级，不过只读了一学期，就转走了。我的成绩不错，班主任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太太，矮矮墩墩，头发花白，戴着花镜。她对母亲说：要是转过去，不能入学，就回来念，不要耽误了——当时，外地人上学，要交借读费等等，手续上也有些麻烦的。这番话，着实让母亲感动好久，总是跟我念叨——因为哥哥的班主任是这么说的：想清楚了，转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我还很小，不用干什么活，当大人们到田里去忙农活时，小孩子就跟着去玩，当然有时候帮忙拎个饭篮子，有时候则空手跑来跑去传个口信。走在长满青草的土路上，我们称为机耕路，可以走拖拉机的意思，带着孩子特有的一蹦一跳的节律，感受四面来风，心情自然舒畅。记得到某一爿田去，要经过一片小小荷塘，夏天热的厉害，正好摘一片荷叶当帽子戴。农忙时节也是荷花盛开的时节，常常可以看到白里透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在翠绿的荷叶之间，一阵风吹过，纷纷向你点头致意。到了秋收时，还能遇到莲蓬结子，我们偷摘几个，当场剥开吃掉。有时候，收上来的稻谷就晾晒在大马路上，天越热，越是晒谷的时间，越是正中午，越要拿着竹耙去翻一遍。天真是热啊，柏油都晒化了，脚踩上去，软乎乎的，承重的手拉车过处，留下一道明显的车辙，都非常有趣。

据大爆炸理论，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竟是从一个奇点开始膨胀的。其实，个人的天地又何尝不是？我们总是先知道几处房子，几条街路，几个人，先认得一块小小的地方，然后，一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房子增加了，街路伸远了，人头变多了，认得的地方也阔大了……有些人甚至走遍了五湖四海，见识了欧风美雨，人生风光无限，终于想不起最初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了。他当然没有忘记那个地方，但他可能忘了那种感觉，那是他人生经验的“第一桶金”。

我是到了庄市之后，才有了一些比较牢靠的记忆，此前事多为耳闻，此后事则有印象可证了——虽然这印象也极为模糊，并可能与事实不符。庄市就是我的第一桶金。

回忆庄市时光，我总会先想起方坤伯伯和他的女儿爱飞。

说起来，方坤伯伯是我家的老邻居，他的祖宅和我家祖宅是拼墙的。我叫他伯伯，并非全出于年辈，考究起来，祖上是沾亲的，但我是到了庄市后才认得他的。他是个苦命人，年青时家里穷，很大岁数了也没娶媳妇，于是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村里人劝他：“方坤啊，那可是个刺窠，你不要往里跳啊！”他到底还是跳进去了，去了女方家，成了那一家子妇孺的顶梁柱。后来，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不想再生了，他却还想要孩子，两人意见不合，他半夜扛着亲生儿子跑了，躲去外面学手艺。老婆把家里的麦子、地瓜都卖了，也顾不上三个儿子有的吃没的吃，铁了心找他，终究把他找着了。他只好回去。老婆也妥协了，又生了一个，却是难产，孩子还没落地，产妇就咽了气。那女婴被硬生生拽出来，居然活了下来。这样，方坤伯伯一个人养育五个孩子，苦成萝卜头。等头前那三个孩子稍大些，尤其是老大老二立事了，他就带着亲生的两个孩子来了宁波。他的儿子叫孝威，比我哥大两三岁。那个女婴就是爱飞，比我大三四岁吧。

方坤大伯命苦，但却总带着笑。他当时不到五十岁吧，瘦瘦的，中等身材，脸上皱纹很多，头发略有花白，好几颗牙蛀得只剩牙根了，吃东西显出老态来。但他似乎很喜欢孩子，平日里，总是愿意跟我说话，逗我，给我吃食，这在男性长辈中不多见。他常一边吃饭一边同我说笑，饭吃完了，拿着空碗还和我说话，久久不去盛饭。

他住的仓库比我家更大些，但更破些，我没事总去他家玩。现在还能记起间又高又空荡荡又黑黢黢的屋子，它有前后两扇门，正门对着大扬谷场，后门对着一块小扬谷场。我家住在小扬谷场边上，站门口喊一声，对家就听见了。他家一做饭、一倒水，我全知道。方坤伯伯家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主要是十几岁的爱飞姐包办的。爱飞姐样貌像她爸爸，扁平脸，宽嘴巴，并不很好看，回想起来，脸上应该长着青春痘吧。她料理父兄的日常生活，做农活，还要念书写作业，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有时候还难免挨她父亲的训。但她也不是苦个脸的，相反，常常是咧开嘴笑着，仿佛有很多开心事，那是一种少女天然具有的活泼泼的生命朝气使然。我们年纪比较接近，她总是像姐姐一样带我玩，我也总缠着她，跟她聊天，看她做事，比如她做饭的时候，我就陪她在灶堂烧火。有时候我吃饭也端着碗去她家吃，甚至直接从她锅里盛油腻腻的年糕汤喝。偶尔，只有她自己在家，我就去陪她过夜，睡一张床，跟亲姐弟一样。她去哪儿都带我，有一次我跟着她去她的同学家看电视，我记得是《五朵金花》，那个女生很漂亮，脸庞圆圆，眼睛大大，像影片的女主角，我印象比较深。我也记得，那个院子里，有一架葡萄。

除方坤伯伯家外，我常去是加金、加地兄弟家。不止我喜欢去，大人们也常常聚在他们家聊天。他们住在大扬谷场的一个角上，房子比较新，地方却更逼仄。加金年纪比较大，或许六十多岁了，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加田，一个叫加地。他把这两个弟弟照管成家，自己却一直打光棍，后来就和小的兄弟一起过日子。他们来宁波种田，加地暂时把妻儿留在老家，只来了弟兄二人。这哥俩都有幽默感，尤其是哥哥加金，喜欢讲古、讲笑话。夜饭之后，大家聚在他们家，灯光昏暗，听他讲古，总能很开心。加金穿那种老式的黑色对襟布衣，满口的牙都掉完了，一笑起来，喘不上气，像个老太太。他吃东西全靠吞食，比如吃泥鳅，整条的吞下去。有一回，不知怎么遇到一头牛死了，他们弄来不少牛肉，炖了招呼大家一起吃。加金夹一块牛筋放入口中，用牙床磨两下，一伸脖子，咕噜一下就吞掉了，一边吃，一边开心的笑着，反而比有牙齿的人吃得还要快些。

此外，我还能去的只有方邦大伯家了。他是方坤伯伯的亲哥哥，在父辈中，最是见多识广、头脑清明。他当过兵，据说是神枪手，能先把瓶子扔起，再捡枪击碎瓶子。退伍后进县里的国营机械厂跑业务，后右臂被机器压断，提前退了休。他是残疾人，不能下地干活，常年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不像农民像干部。他的两个儿子比哥哥大几岁，都是哥哥当年的玩伴，大家你争我赶，比着逃学的本领。其实，国安哥——大伯长子——是很有天赋的，仪表堂堂，像费翔，爱好诗歌，会弹吉他，正经一文艺少年。而孝武哥——大伯次子——则虎头虎脑，是个机灵鬼，擅长打架。他们都比我大太多，不屑于带我玩。我印象比较深的倒是他们的住家。他们并不住仓库，自己买了一处平房，厨房是厨房，卧室是卧室，不像我们住的，都是囫囵个。伯母爱干净，家里收拾的非常整洁。厨房里有一口小水井，非常别致；门口有一处小晒谷场，边上种了一排金针，绿叶长长，花儿黄黄，既可食用，又能观赏，也很别致；来去他家的路上，道旁有片小竹林，竹茵蔽日，沙沙有声，还是别致。

后来，我们陆续离开庄市，只有方坤伯伯一直没有搬走。

母亲改嫁后，加金、加地来看望过一回，我印象很深，记得他们离开时的背影：加金还是穿着黑色的对襟旧衣，兄弟俩一前一后走着，并不说话，都背抄着手，有些落寞，消失在路口拐角处。后来，听说加地把妻儿接到了宁波，那两个儿子在池塘边玩耍，不知怎的，都落水淹死了。隐约记得，也听到过加金不在人世的消息，但记不确切了。前两年，方坤伯伯也下世了。他上年纪后，眼神不好了，头脑糊涂了，曾来我家一次，看见我已经不怎么认得。爱飞姐，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一面。只有方邦大伯，种种因缘际会，分开很多年后，又和我家住一个村子，现在也还很近。我回家时总会上他那儿坐坐。他八十多岁了，当年那么精明博识的一个人，现在常常连吃药都记不住。与他聊天，同一句问话，他过会儿就会重问一遍。

我写到的这些父辈中人，都很平凡，他们曾经温暖了我的童年。我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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