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给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佩内洛普
朱利安·巴恩斯译
张菊（编译自《卫报》）她是个意外频出的奶奶，在家居生活的忙中偷闲里写作，她的第一个出版商与之解约，因她只是个“业余作家”；但她却成为了她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英国小说家。朱利安·贝恩斯向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致意。大约10年前，我和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共同出席约克大学的一个专家组会议。我对她略知一二，但崇拜得无以复加。她略带羞涩，看起来心不在焉，就好像她最不乐意做的事就是承认她当时的身份：在世最优秀的英国小说家。因此她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就像一个只知道做果酱的老奶奶，完全不谙世事，不思进取。想想她确实已经是个奶奶，并且正如在她即将出版的《书信集》中透露的小秘密一样，她确实也会做果酱（还有酸辣酱），因此，对她来说，要给别人这种印象并非难事。但这样的伪装是不能持久的，尽管她无意出风头，但时不时地她那罕见的聪明才智和与生俱来的智慧总会显山露水。中场休息时间，我像一个粉丝一样拿出我最喜欢的她的两本小说《早春》和《蓝花》让她签名。她在随身携带的塑料包包里——我记得包是紫色的，有花纹图案，里面装着她一天所需的东西——摸索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一支钢笔，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停顿之后，她在每本书的标题页上似乎——如我所愿地那样——写下了一小段非常贴心的鼓励年轻小说家的话，我没有看她的题辞便把书收了起来。活动继续。结束后，有人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约克站，我们从那一起回伦敦。当初接到邀请时，给我的选择是一点酬金和普通车厢车票或者不给酬金而给一等车车票。我选了后者。但当我向我以为我俩共同的车厢走去时，我发现她正走向一个更谦卑的方向。很自然地，我跟她一起转到了她那个方向。我记不起往下走时我们聊了什么，也许我提到了在同一本故事书里我俩第一次被选入了精装版（年的《泰晤士报鬼故事集》），真是奇妙的巧合；也许我还问到了一般人都会问的愚蠢问题：她正在写什么，下一本书何时出版（后来我知道她经常向采访她的人撒谎。）在国王路十字路口，我建议我俩一同搭乘出租车，因为我们住在伦敦北部同一个区域。哦，不，她答道，她想坐地铁——毕竟她有肯·利文斯通（英国政治家，编注）给她的免费乘车证。想着那天对她而言更辛苦，我坚持要搭乘出租车，她并不大声争辩，却十分固执，并搬出一条极好的理由：她得在坐地铁的顺道上买一品脱牛奶，如果她坐出租车回家，过后她还得专门跑出来一趟。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我们可以让出租车停在店外，她买牛奶时略微等会儿即可。“这我倒没想到。”她说，但是不行，我还是没说服她，她决定坐地铁，就这样。随后她开始在随身包里翻找她的免费通行证，我在大厅等她。一定是在包里的，但是，经过多次底朝天的翻找，还是没找到。我那时候有点不耐烦，很可能也表现出来了，我把她带到售票机前，买了我俩的票，然后搀着她从自动扶梯上到北线。等地铁时，她转过头，表情温和关切，“哦，天哪，”她说，“我确实好像已经把你带入了低级的交通工具中。”到家时，我还在笑，我打开她的书，想读读那些似乎是沉思良久之后才写好的题辞。在《早春》中，她写着“最美好的祝愿——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而在《蓝花》中——她当时似乎思忖了更长时间——她写下了“最美好的祝愿——佩内洛普”。本文作者、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她的一生、她的文学生涯和她的个人风格很像，似乎也是特意要给人一种错觉，让人从她是并将一直是伟大的小说家这个事实中转移开。事实是，她出生书香门第，她父亲和她的三个叔叔是多才多艺的诺克斯兄弟，后来她写了一本他们的合传。她的父亲是《笨拙》杂志的主编，母亲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最早的一拨女学生之一，佩内洛普本人后来也成为了萨默维尔学院的优等生，一位主考官对她的论文深为震撼，他问他的同事能否保留那些论文，很明显后来这些都用牛皮纸捆扎了起来。但公开证明了自己的优异之后，在大家认为最合适创作的黄金时段，她却变成了一个妻子，一个工作的母亲（她分别在《笨拙》、英国广播公司、食品部工作过，后来又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到她出版第一本书，关于伯恩·琼斯的传记时，她已经58岁了。之后为了让她丈夫开心，她写了一部喜剧惊悚小说《金孩》。年至年期间，她又出版了两本传记和四部小说。四部小说都很短，非常接近她自己的生活经历：经营书店，住船屋，战时为BBC工作，在一所戏剧学校教书。这四本书技巧娴熟，有些与众不同，读来令人愉悦，但十分低调。换成是任何别的作家，你一定会想：既然她的生活经历都已经用完，并且她现在已经六十多岁，她该就此搁笔了。恰恰相反：接下来的10年，从年到年，她又出版了4部小说：《纯真》《早春》《天使之门》和《蓝花》。这四本书与她的个人生活截然不同，故事背景分别置于20世纪50年代的佛罗伦萨、大革命前夕的莫斯科、年的剑桥大学及18世纪晚期的普鲁士。很多作家都是从虚构开始，等素材用尽之后，他们就会转而写他们熟悉的素材。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经历刚好相反，当她脱离开自己的生活经历之后，她解放了自己，也因此而进入伟大作家行列。《蓝花》[英]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熊亭玉译大方·中信出版集团-06即便如此，荣誉的到来并非一帆风顺，常伴随男性对她一定程度的贬低。年，她的传记出版商理查德·加内特非常愚蠢地说她“只是个业余作家”，而她也只是淡然地回应说：“我问我自己，你得写多少本书，删掉多少个分号，才能扔掉业余的身份呢？”次年，《书店》进入布克奖短名单之后，她问她的小说出版商科林·海克拉夫特，要是再写一本，是不是个好主意。他开玩笑回答说，要是她接着写小说，他希望不会怪到他头上，无论如何，他手头悲剧结尾的短篇小说已经够多了。（菲茨杰拉德离开他另谋高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海克拉夫特却声称他被误解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常驻图书负责人对她也不那么尊敬，电台的弗兰克·德莱尼说她“应该获奖，因为我的书没有令人反感的内容，很适合家庭阅读”。电视台的罗伯特·罗宾逊在做图书节目时给她的时间极少，几乎毫不掩饰他的观点，认为她不应该得奖。《书店》[英]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张菊译大方·中信出版集团/-5《书信集》中记录了颇多这样的事情，——在别人感到无聊或无礼的地方，这位训练有素的人类观察员却能发掘创作素材，得到回报。她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但她的家常常漂泊不定，经济危机常与之相伴。她编辑的杂志《世界评论》停刊，丈夫德斯蒙德酗酒，他们住的船屋沉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她所有的文档（包括她战时写给她丈夫的信件，因此这部书信集中一封都没有）都一起沉了下去。用女婿特伦斯·杜利的话说，佩内洛普和迪斯蒙德是“两个善良、聪明、有趣的人，但他俩根本无法应对这个世界”。有一次船沉被救之后，他们住在克拉帕姆的廉租公房，这位小说家在那儿搜集绿盾邮票和用过的茶包，用来染头发。她在家庭生活偶尔的空闲里，才能抽出一些时间创作，直到《蓝花》在美国获奖，她都没挣到多少钱（该书是美国书评家协会第一次将该奖颁给非本国公民）。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荣誉——也是对那些雄心勃勃的小说家的一个警告——直到80岁她才获得更高的版税。她总是意外频出，经常从梯子上掉下来，从窗户掉出去，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或者发生其他一些小意外（“有一次我被等公交车的人撞倒了，胳膊上留下了一个圆形瘀伤，就像该隐身上的记号”）。即便有些事不是她的错，她也常自责；她的书销路不佳时，她甚至会感到愧对出版商。她在写给修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克里斯·卡杜夫的信中说：“总的来说，我认为传记应该写给你敬佩和景仰的人，小说则写给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菲茨杰拉德对她的人物以及人物的世界十分温柔，出人意料地有趣，有时又会蹦出令人惊讶的格言警句；虽然于她而言，那些智慧看起来并不像作者的创造，而是像苔藓或珊瑚一样自然地出现在她的文本中。她的人物极少是恶毒的或故意作恶，当事情进展不顺时，或者当他们对别人施加伤害时，通常是出于误解，更多的是因为缺乏想象力而不是因为缺乏同情。主要问题是他们看不清附着于生活的条条框框：在道德上保持优雅，有时就等于不能适应社会。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对纯真的复杂性及难以预料的后果有深刻的理解，这使得她作品中的孩童角色不仅仅是令人信服的幻影，也是情节驱动的积极动力。年，菲茨杰拉德的老朋友休·李，令人奇怪地抱怨说他觉得她小说中的孩子“矫揉造作”，菲茨杰拉德否认了这点，她回应说：“他们跟我的孩子很像，什么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年，小说家记录了和她小女儿的一段对话，或者毋宁说，小女儿对她的一段批判。玛丽亚很是让我郁闷：1）她看着爸爸和我说“你俩是多滑稽可笑的一对老夫妻啊！”2）她告诉我文学和艺术研究纯属个人爱好，对人性没有一点帮助，并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想，是的，她说得对，她说得好。我的人生似乎低到尘埃里去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作家相比非作家的那点优势充分体现出来：痛苦的时刻至少可以被记录下来留作后用。许多读者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第一反应——尤其是对她后四部小说的反应——是“她是怎么知道的呢？”她如何了解（《早春》）莫斯科革命前夕贿赂警察的方式、印刷技术，还有所有的扑克牌在俄罗斯边界都被没收充公的事？她如何知道（《纯真》）神经学、制衣以及侏儒病还有葛兰西？她如何知道（《天使之门》）原子物理、实习护士以及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开业的事？她如何知道（《蓝花》）18世纪图林根人的洗衣习惯、布朗体系、施莱格尔哲学及盐矿开采？第一个最显而易见且不足为奇的答案是：是她查证出来的。正如A.S.拜厄特曾经问过她以上问题中的最后一个，得到的答复是菲茨杰拉德“用德语从头到尾阅读了盐矿厂的记录，以了解她作品中的主角是如何被雇用的”。当我们问“她怎么知道”时，我们实际也是在问“她是如何写出来的？”她是如何把她了解到的以如此简练、精准、多维且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她具有小说家（以及内向的人）的言多必失的恐惧感。她说：“告诉读者太多是对读者智商的侮辱。”但那不仅仅是简洁的品味问题，是对事实和细节的驾驭如此到位以至于效果远好于事实和细节的简单叠加或罗列。《蓝花》以一所大房子的洗衣日开始，所有的脏床单、衬衫和内衣都从窗户扔到了院子里。当我想起这个画面以及扑面而来的效果时，我总觉得得写一整章才行——虽然在菲茨杰拉德的任何一部小说中，七八页也就够了，但事实上，我发现还不到两页，并且在描写这个家庭内部场景的同时，还成功写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和麻烦的爱这样关键的命题。我多次重读这一幕，试图找出此处的创作秘诀，但从未成功。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对创作素材熟练掌握，文笔简洁，可能这会让你以为她小说中的叙事线一定十分清楚，远非如此：她的作品中有一种良性的错误注脚，往往从小说的第一行就开始了。她的最后四部小说根本不像“历史小说”：如果说历史小说是我们作为现代读者在必要的背景和前景中受作家指导而重回往日时光，那菲茨杰拉德的历史小说刚好相反，它们像是碰巧被放进某段历史的小说，而我们读者跟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以平等的方式进入小说：就好像我们是在被它们设定的时间里阅读它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阅读它们。书信集中明确提到了“容易沮丧的作家”，有时候她似乎欢迎出版商对她“业余”的指控（“谢谢您就《人声鼎沸》打来电话，我在信封背面又发现了一些补充文字，应该放到小说中，但也许已经太晚了，但我希望不晚。”），还有针对她的评论，她那让人哭笑不得的反应（“有人说我是贝丽尔·班布里吉学院的学生，我想这是对虚荣心极好的纠正”）。我们对她所作的研究略知一二：《早春》中，她使用了泰晤士报增刊中反应那个时期俄罗斯的相关内容，而《蓝花》则“出自D.H.劳伦斯《狐狸》结尾‘幸福的致命花’，只是一直很好奇劳伦斯怎么知道是蓝色的。”但关于菲茨杰拉德主题、人物、技巧和风格的了解很少。也许没人问她，更有可能的是她不愿意讨论这些。最初从表面看，也许这不免令人失望，但从长远看是令人满意的：让她保守住自己是如何做到的这个秘密，即便是，尤其是如果在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况下，这样可能更好。曾有位颇负盛名的小说家描述阅读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体验：就像乘坐一辆顶级小汽车，结果却在一英里左右发现“有人把方向盘扔到了窗外”；另一位小说家称赞《早春》，说它“傻乎乎的”。在我看来，这些评论都大错特错。小说就像城市，有些城市用公共交通地图的彩色编码清晰地组织布局，从一站到另一站，小说章节进展明了，直到所有人物都被成功地带到主题终点站。而其他更含蓄更英明一些的城市则没有这样立即可读的清晰路线图。在这样的城市中，你不是在旅行，而是直接被扔进了城市及城市生活中：你得自己给自己找路。以“贷款、债务、偿还和止赎”为基础的心照不宣的人际关系网会使结构和目的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这样的小说也不会机械地一直向前，它们像生活本身一样迷失、停顿、蹒跚，但还是具有某种更大的目的和隐藏结构。《早春》中的一位牧师，试图强调上帝旨意在世的合理性，他说“没有偶然的相遇”。最优秀的小说也是如此。这类小说并不难读，因为其中不乏细节、事件和生命的律动，但这样的小说很难创作出来。这是因为不在场的作者有信心认为读者和她自己一样含蓄、一样聪明，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就是这类小说的杰出代表。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获得布克奖的《离岸》中文版将由中信大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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