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欺凌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

我国校园欺凌的现状

如今校园欺凌事件呈现出普遍性、高发性的特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针对10个省市的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有32.5%的人偶尔被欺负，有6.1%的人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姚建龙教授通过“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研究”项目对全国29个县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学生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面对如此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富有成效的治理办法。

国际公约和我国少年刑事政策

国际社会对儿童的权利保护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标志有《儿童权利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其中《儿童权利公约》最为重要，其缔约国之多，影响之大，客观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保护重视程度的普遍提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对少年犯罪的爆发式增长，很多国家出现了对严重少年犯罪进行严厉惩罚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年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为少年司法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北京规则》以促进儿童幸福为宗旨，意在减少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干预，即使触犯法律也要以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为了针对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年通过了《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以下简称《利雅得准则》），其主要内容是对少年犯罪的预防措施。因而《利雅得准则》也是对《北京规则》的补充。

国际社会对青少年特殊性的认识，以及对青少年人权、自由的尊重值得肯定的。在当今大国关系的博弈之中，西方政府不断地打人权牌，对我国的人权问题不断做出指责。可以看出，面对这些无端指责，我国很想在人权问题上有所建树，而青少年犯罪问题就成了突破口。我国当下的少年刑事政策可以总结为：“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八字原则。不论是刑罚适用的宽缓，还是刑事诉讼中的更加人道、宽和的程序措施，无不体现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特殊保护。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适用中的问题

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理论上看似美好，但是想要在实践中完美的适用，对国家的财力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社会是否能够形成合力等因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背离本国实际情况加以套用，在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荒腔走板的现象。例如，《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成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利雅得准则》也规定：“不应使儿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学校或任何机构内受到粗暴或侮辱性的纠正或惩罚措施的对待。”但讽刺的是，在严重的校园欺凌案件中，频频出现未成年加害人对自己的同龄人实施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暴力行为，甚至是实施类似于酷刑的行为。对未成年人刑罚的畸轻，忽视了双向的利益保护，未成年被欺凌者的权利与社区、校园的秩序被置于边缘地位。这般处遇措施不仅会对被欺凌者造成二次伤害，甚至会让欺凌者形成一种不会受到严厉处罚的错误观念。

此外，我国并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少年司法附属于成年人司法体系之中，对于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机制的建立以及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理措施并不完备。对于青少年人权问题的急于求成，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法外灰色地带。例如，我国对未达到责任年龄的行为人，以训诫、赔礼道歉、责令父母加以管教等措施为主，而达到责任年龄就会被适用刑罚或者治安管理处罚，“轻”与“重”之间缺少一定的衔接，由此不仅导致实践中难以摆脱“养大了再打”“养肥了再杀”的“养猪困境”，民众朴素情感中的报应观念也无从实现。

总之，在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正如胡适所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已经脱离实际，不根据个案情况，盲目追求轻缓，这不仅与社会公众对刑罚的预期严重违背，被害人的公正也无从实现。刑法从不是慈母，刑罚亦不能改造人性，但其却可以遏制邪恶；宽缓不是放纵，即使对未成年人强调教育改造，也必须在惩罚的基础上进行。对未成年人触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处罚的过度、畸形的轻缓，最终必然导致的是报应主义的全面复苏。如今，美国等国家从矫正性少年刑事政策向惩罚、报应的回归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正如C.S.刘易斯所说：“仁爱只有当其生长于正义岩石的缝隙中，才能开花。若将其移至到人道主义的泥沼，它将变成食人草，而其可怕之处更甚，因为它依然顶着可爱的绿植之名。”

北京蓝秦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