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沃尔夫冈middot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纸水珠（伦敦）》，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生活与艺术TheLifeandArtofWolfgangTillmans文/EmilyWitt本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NewYorker）年9月10日刊本篇对提尔曼斯的长篇人物特写全文长约字，将于近日连载发布。前文回顾：《纽约客》提尔曼斯特写连载（一）以下为连载第二章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

《JAL》，

当我们走过工作室的几个房间时，提尔曼斯告诉我自己正在写一本叫做《有何不同？》（WhatIsDifferent？）的书，他会着重书写一种叫作“逆火效应”（thebackfireeffect）的心理现象：在逆火效应的情况下，当提出与事实相反的证据时，人们会更倾向于错误的假设。为了这本书，提尔曼斯采访了神经科学家、一名帮助人们逃离极右翼组织的女性，还采访了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卸任内阁的财政和外交部长。他在这些访谈的间隔插入了一些自己拍摄的照片：机场保安、汹涌的大海、广告牌上的右翼宣传标语、戴着日食眼镜坐在草坪椅子上的人们。早在年，提尔曼斯就感到这个世界已经“被过度摄影”了。当时，他转向了不涉及镜头的图像制作。《银色》（Silver）系列里，他让相纸通过脏污的影像处理机器，而捕获了化学残留物所产生的、有如鬼魅般的光影。在《畅游者》（Freischwimmer）系列中，他将未显影的相纸暴露于手持的光源。十一年后，他终于接受了数码摄影，他试图观察自他开始拍照以来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以此来阐明大量照片中的图像为何依旧会“消失”。这些照片的拍摄对象，使用的相机具备了比人眼更清晰的传感器，他把作品集结在题为《新世界》（NeueWelt）的图册中，其中拍摄了各种平直的监视器屏幕、全球流行的运动服、使用LED照明因而光谱更宽阔的城市景观。数字图像的清晰度曾经使他感到“不人道”，但如今已经成为了最正确的媒介去对应这个被高清屏幕和高分辨率印刷品统领的世界。在工作室的后面、一个宽敞且几乎没有家具的房间里，新的照片被打印并悬挂在墙上。提尔曼斯偶尔会过去看看它们。他静静地看着一张大海的照片说，要花些时间才能知道一张照片是不是好，而且即使这样，“我还是不知道，我只能希望它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你不能对某件事太过确定，因为这样太过主观以至于你会看不到作品中是否存在弱点。”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切片》，提尔曼斯走向另一堵墙上的一组静物。他停在其中一件面前：是一个切成两半的洋葱，被放置在一块木头上。“它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吸引力、美感、鲜明、不鲜明，它们相对于整个流派而言是什么关系，以及它们相对于我创作中的流派而言又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主要是静物的流派”，他说。他还描述了洋葱的图案如何与木头的纹理图案相关联：“这种关联是以好的方式让人感到震撼的吗，还是太过显而易见、或太微妙了？有时，作品没法做到足够细微，而有时显而易见实际上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即便只是一张洋葱的照片，需要冒的风险仍然很高。“我要做的只是挑选出示例，因为你无法展示整个世界的全貌”，他说。“你总是不得不在极其详尽的细节中才能找到整体。”我们看向一张在纽约火岛的海滩拍摄的图像，展露的是远处的暴雨。另一张照片上，肯塔基州的一家工厂笼罩在白垩之下，使照片看上去像是褪去了色彩一般。还有一张在伊利诺伊州马里恩（Marion）拍摄的自拍像，是年日全食发生后的几分钟拍的。（事实上，他自拍像的拍摄非常“低频”。）我们又转向另一张静物：一块西瓜在一个原木圆盘上。“你如果写下来，那照片就是’一块西瓜在一个原木圆盘上’，但它实际上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它不能使人了解那种促使你想要盯着照片看的究竟是什么特质”，提尔曼斯说道。“照片里的晦暗、颜色、具体位置——都需要时间来观看。这有关因果关系，而我也在持续地研究。”歌剧《战争安魂曲》演出现场，英国国家歌剧院，由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担任舞台设计《战争安魂曲》演出现场，英国国家歌剧院，由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担任舞台设计提尔曼斯最早在十岁时拍摄的照片是通过望远镜观察到的月亮、太阳、仙女座星系、三台喷气飞机产生的平行气流的条纹和月蚀。小时候，他会在户外度过明朗的夜晚，在晴好的日子对着太阳细数其中的黑子。提尔曼斯出生于科隆附近的制造业城市雷姆沙伊德（Remscheid），他的父母经营一家企业，将本地生产的工具出口到南美。他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提尔曼斯的作品中有许多雷姆沙伊德的影子：一个对着灰色街道的摄像头、一个铺满红色瓷砖的浴室——位于他在其中长大的那幢现代主义的住宅里。一张他母亲拍摄于年的肖像，能看到一位留着“波波头”发型的女性，她身穿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还有上衣纽扣一路顶到最上面的翻领。一个充满着慈爱而且仪态优雅的形象。一月份，当我再次与提尔曼斯见面时是在伦敦，他在那里为英国国家歌剧院设计制作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Britten）的《战争安魂曲》（WarRequiem）。他刚刚在歌剧院的阁楼办公室里度过了一整个上午，那里可以看到石板的屋顶和烟囱。他带着自己巨大的身形坐进一把小小的天鹅绒椅子，身上穿着花瓣粉色的Champion牌连帽衫，眼睛盯着一盒黑匣子舞台的泡沫板模型，上面印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服饰上的那种小的镂空图案。他所创作的视觉效果，将会在三个舞台屏幕上进行展示，其中包括了提尔曼斯去年在考文垂大教堂（CoventryCathedral）的和平纪念馆拍摄的苔藓和废墟。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从上至下作品依次为：《好似祈祷II》，；《好似祈祷I》，稍后我们去了位于伊斯灵顿（Islington）一家葡萄酒店地下室的素食餐厅吃晚餐，他回想起自己年、14岁时第一次来到伦敦的情形。当时的房东是一位名叫瓦莱丽（Valerie）的妇女，他的母亲在年通过战后交流计划与她结为朋友，并且把家里三个小提尔曼斯都送去伦敦练习英语。他说当时的沃尔夫冈是“一个年轻外向但又很内向地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青少年，因为猜测自己是同性恋而使他在身份问题上感到很有兴趣继续探索。”他因为“男孩乔治”（BoyGeorge）和“文化俱乐部”（CultureClub）而喜爱英国，还喜欢英式的熟食早餐、铺有地毯的浴室、通风良好的窗户、海绵面包、“丝切”（SilkCut）香烟和那些“受压抑的、却又无所不在的性”。在之后的伦敦之行中，提尔曼斯会去上英语课，放学后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洗手间更换衣服、涂上口红，然后在国王路或是肯辛顿集市上闲逛。他有一次设法去了“天堂”，一家同性恋的夜店，但呆了不足半小时就离开了，因为要赶夜里11点的末班火车回家。他的好友亚历山德拉·伯肯（AlexandraBircken）回忆起在雷姆沙伊德上中学时，在楼梯上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当时的提尔曼斯穿着一件染成淡紫色的军用风衣。“那个年龄，你如果遇到什么人，会对他答话中可能提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些部分非常敏感”，她说。伯肯、提尔曼斯和另一个对“文化俱乐部”非常痴迷的年轻人鲁兹·韦勒（LutzHuelle）因此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提尔曼斯的父母都挺俗世的，但作为一个青少年，他加入了当地路德教会的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并且和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去了法国大公修道院泰泽（Taizé）。在那之后，他不仅会听泰泽唱诗班的圣歌，也会听NeilYoung，SoftCell和BronskiBeat。每个月，他都会去科隆的火车站购买最新一期的《i-D》杂志，像是一条提前通往伦敦的生命线。提尔曼斯对有关自己在一座欧洲小城市里收听新浪潮音乐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卡尔·奥夫·纳斯加德（KarlOveKnausgaard）《我的奋斗》中的片段。但据提尔曼斯的朋友们回忆，他几乎一直神经很大条。“我们的目标是去伦敦，去那里的夜店，结识奇怪的人，摆脱现状，然后一直能化漂漂亮亮的妆”，韦勒说道。“我做某些事时会非常谨慎，但沃尔夫冈就一直有那种奋不顾身的态度。”该作品现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与贝耶勒基金会收藏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拉卡诺（自己）》，十八岁那年，也是提尔曼斯高中的最后一年，他在复印店看到新的影印机所以开始了杂志的制作。“那事实上是第一台公开出售的激光打印机，而且它能够以灰度对复印照片进行还原显示。”他回忆说：“按下按钮，一张便宜的影印纸就立刻变成另一个物件，这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美感和意义。”他于是开始频繁地呆在影印店里，用各种既有的图像扩放照片。同年，在法国海滨胜地拉卡瑙（Lacanau）度假时，他拍了一张低头看着自己粉红色T恤、阿迪达斯足球短裤和沾满沙尘的膝盖的照片。这既是一张自拍像又是一件抽象的作品，也无疑带着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个人烙印。他认为这是自己最早创作的艺术作品之一。二十岁时住在汉堡的提尔曼斯买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一架康太时（Contax）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当时他出于自己的道德良知拒绝服兵役、选择退出军务，而前去完成必要的社区服务，看护照料老人、接听社会服务热线的电话。他本来想为一系列的影印作品拍照，但很快，这些照片的创作本身就变得和影印作品一样的紧迫。如他所说，“当时有很强的动力，哪怕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他邀请了展示艺术的CaféGnosa咖啡馆的合伙人伯纳德·维星（BernardWissing）来看自己的作品。这为他的一些影印三联张带来了一场小型展览。随后，在汉堡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上，他向伦敦的画廊主莫琳·佩利（MaureenPaley）毛遂自荐，请她仔细看看自己的作品集，而这间画廊至今仍然代理提尔曼斯的作品。在一次由《i-D》杂志赞助的、位于哥本哈根的派对上，他带了些自己拍摄的夜店照片前往，并成功说服聚会上的编辑们去汉堡举办一场活动，而且雇他来为活动拍照。他还去柏林试着在摄影学校上课。“忘掉所有你已经知道的一切”，第一天的课堂上有位讲师这样说道。当时已经为生活方式杂志《Tempo》拍照的提尔曼斯，在六个星期之后从学校退学了，然后在年11月8日回到了汉堡。第二天，柏林墙倒塌。他因此错过了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之一，没能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这在他看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当时仍然在柏林，那很可能此后都会一直留在德国。提尔曼斯一直在寻找流离失所的经历。年，他就读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伯恩茅斯与普尔艺术与设计学院（BournemouthPooleCollegeofArtDesign）。他将那里的教学风格描述为“精神分析法”。他的导师托尼·梅斯特里（TonyMaestri）并不热衷于查看学生的作品，而是更感兴趣如何强迫他们追问自己为何要拍照。“自我表达”可不是个行得通的答案。梅斯特里“其实是在问：你为什么认为这个地球还需要更多的照片？”提尔曼斯说。“你不能说‘因为那很成功，我也想成为那样’，因为你很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你必须得自问：‘还有什么是并不存在的？在已有的摄影图像中为什么我感受不到自己的形象得到了表现？’”提尔曼斯认为，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没有在应有的思考之下被拍摄过。当他们被拍摄时，他回忆道，他们“摆的姿势很怪异或者看上去很搞笑，甚至会因为自己年轻或是处于这个阶段而显露出一种近乎抱歉的神情。”他说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人，不止对一件事情认真，也不仅仅因为年轻，而是对精神性、对享乐主义同样感兴趣，对政治也对私人的友谊感兴趣。我和我同时代人所具有的这种多样性——这就是我真正感兴趣、也是我想要与人交流的所在。”该作品现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收藏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卢兹埃里克斯坐在树上》，在年，《i-D》用横跨八页的篇幅发表了提尔曼斯的照片，题为《就像兄弟姐妹那样》（likebrotherlikesister）。其中出现的是他高中时期的好朋友韦勒和伯肯，他们是室友但不是恋人（韦勒是同性恋，而伯肯则是异性恋）。从名义上讲，这是一次时装拍摄，这两位留着短发有着雌雄同体身材的好朋友，身穿旧货店里淘来的衣服，混搭着时尚品牌和他们自己的设计，还有一件提尔曼斯制作的T恤，当时他受到一张在旧金山看到的传单的启发，上面写着“去他妈的男性统治”。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展现出一种既有的亲密感、友谊的情谊，以及一种不受摄影师是否在场而干扰的舒适，这在以前的许多照片中几乎前所未见——伯肯握着韦勒阴茎的样子，就好像她在握着他的手一样，而他蹲在她敞开的双腿前，抬头向上，好像看着什么新奇的事物。“我记得当时在一片高尔夫球场上提着行李箱，然后有一棵树，我们觉得爬上去是个不错的好主意”，伯肯后来回忆起为什么会有这张她和韦勒坐在树上、像在伊甸园里的照片，两人都只穿着雨衣。伦敦的画廊主莫琳·佩利把照片带去了科隆的Unfair艺博会，当时它没能出售。而现在，它被永久地保存在MoMA的馆藏之中。提尔曼斯还在上艺术学校时，拍过一张楼梯柱子上披着牛仔裤的照片，这是他的《褶裥》系列中的第一件作品，一项对垂坠的布料进行的持续探究。他拍摄的第一张静物，是在窗台上放着的水果。年，他在科隆的布尔霍兹布尔霍兹（Buchholz＆Buchholz）画廊和伦敦的莫琳·佩利（MaureenPaley）画廊举办了自己的首次画廊个展，他将杂志页悬挂在印刷照片和喷墨印刷品的旁边，将不同尺寸的图片不经装裱地摆在一起。整体的布展与装置本身就是一次构思与创作。年，提尔曼斯设计并排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由塔森（Taschen）出版。到了25岁时，他已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熟起来了。该作品现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与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收藏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楼梯扶手上的灰色牛仔裤》，他还制定了一套工作规则。他不使用专业相机，而是一台为一般的使用需要而制造生产的佳能S.L.R.。（直到后来转换到数码格式之前，他一直使用35毫米的富士胶片和一个50毫米焦段的镜头，其焦距大致与人眼相同。）他会随身携带小型快照相机，因此可以及时接到“意外的礼物”。他从不修饰或修改照片。他不会为世界上某个特定的现象而去寻找图像上的示例。他相信，如果有一个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那么能被镜头捕捉下来的那个时刻就会自然地出现。他不会为不想被拍的人照相，如果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会删除照片。直到那些地下空间或派对关闭之后，他才会发布在那里拍摄的照片。他不接受藏家委任的的肖像拍摄。也不拍摄广告。年2月，提尔曼斯在纽约，他短暂地考虑过是否在那里居住生活（那段时间拍摄的照片里，能看到老鼠从水沟里探出身来并爬上垃圾袋）。一天晚上在酒吧里，有位朋友向他介绍了来自慕尼黑的画家约亨·克莱（JochenKlein）。两位艺术家很快便坠入了爱河。提尔曼斯和克莱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三年，正如提尔曼斯在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这“听起来非常短暂，但那种匹配是完美的。”提尔曼斯为克莱拍摄的最著名的照片是《鹿赫希》（DeerHirsch），画面里的克莱面对着沙滩上的一头鹿张开双手。还有许多其他的照片：克莱在洗澡、他看着波多黎各的月亮升起、他在瀑布附近玩耍。提尔曼斯向克莱推荐了“新秩序”（NewOrder）和里奇·哈顿的音乐；克莱则向提尔曼斯介绍了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和里奥·伯萨尼（LeoBersani）等人的书。年3月，提尔曼斯返回伦敦，两人每天交换传真，后来也互相到访。克莱于年秋天移居伦敦，当时，提尔曼斯觉得“是深刻的幸福感助长了这个决定。”那一年，他在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Wolfsburg）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美术馆个展。年春天，“黑尔-波普”彗星（Hale-Bopp）在天空中闪烁发光，提尔曼斯开始拍摄一系列在伦敦上空飞行的“协和式客机”（Concorde）的照片。他想捕捉这个太空时代的最后象征，因为当时的人们深信自己可以通过技术去征服时间和空间。该作品现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收藏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鹿赫希》，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Tillmans）《永远的要塞》，到了那一年的夏末，在提尔曼斯举办于伦敦基森哈尔美术馆（ChisenhaleGallery）的展览《我没有吸气》（IDidn’tInhale）开幕之后，克莱患上了与艾滋病并发的肺炎。他和提尔曼斯在此之前都没有意识到两人是HIV阳性的艾滋病患者，而克莱在发现病情之后的一个月便去世了。这一时期的照片只有寥寥几张：《永远的要塞》（ForeverFortresses）中，提尔曼斯握着克莱病床上的手；自拍像《o.M.》中，提尔曼斯在克莱的工作室里，当时克莱已经去世，他的东西也都被清理干净。那种伤痛，据提尔曼斯说，持续了整整三年。（未完待续）本文英文版原载于《纽约客》杂志（NewYorker）年9月10日刊及《纽约客》网站前文回顾：《纽约客》提尔曼斯特写连载（一）提尔曼斯的作品系列：《褶裥》系列介绍（Faltenwurf）《纸水珠》系列介绍（PaperDrop）静物系列介绍提尔曼斯的相关阅读：卓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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