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贾樟柯毕赣告诉你,离不开的是故乡

又是一年归乡时。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但游子归乡的路，云从未遮断归途。

故乡，是灵魂的栖居地，梦想的乌托邦。不管是江南的烟柳画船、风帘翠幕，还是朔北的漫天风雪、千里冰封，都是游子梦里最美的模样。即使没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一草一木，都那么亲切动人。

尤其家人团聚之时，共庆佳节、推杯助盏之间，那缕始终放不下的乡愁终于有了着落。心掉回了肚子里，过往的沧桑疲惫瞬间消弭殆尽，人在烟火气中获得难得的安宁。

在岁月更替的历史洪流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镜头记录故乡的变化，用目光丈量时间的距离，用饱含深情的目光或认真思索的眼神将故乡永远封存在电影里。

酿一壶酒，绣口一吐，就是记忆中故乡的模样。

贾樟柯

山西汾阳

“我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

那时的贾樟柯不会想到，故乡汾阳会成为自己所有电影的拍摄语境。

年，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寻根思潮开始萌芽生长。

伴随时间推进，寻根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至电影和社会领域，故乡作为创作者最为熟识和了解的文化符号，重新走向了大众视野。

贾樟柯在创作初期曾经表示，自己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下“有真正的关系”，特别是基本看不到“有什么电影能够跟县城、跟处于城乡交接的那样一个地方的人民生活有什么关联”。

因此，他决定去找寻一些“被生活遮蔽掉的”、“银幕上缺失的东西”。

在他的镜头中，故乡那个略显萧条却又生机勃勃的山西小城，自此焕发了无限活力。

处在时代罅隙中的县城，是乡村和都市的联系纽带，也是传统和现代之间具有地标特征的过渡地带。它所呈现和代表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时代的精准写照，也是大环境下特殊地域的众生相。

从处女作到《山河故人》再到《江湖儿女》，以及最近的短片《一个桶》，贾樟柯都不断描摹着家乡汾阳的风土人情：无处不在的录像厅、烟雾缭绕的麻将馆、高声播报的喇叭、四处窜行的摩托车。

这些独特又平常的意象，在交错重叠中为观众勾勒出一个颇有烟火气的汾阳。更重要的是，在贾樟柯有时间跨度的丈量中，故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在影像中呼之欲出。

《江湖儿女》里的巧巧，在影片首尾两处特写，对应着那家似乎未曾改变的麻将馆，和麻将馆中正在进行的新闻播报，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瞬间，强烈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一处被模糊了面目的县城似乎同千千万万个故乡都具有了相似性。

年12月，贾樟柯发布微博，称“下决心搬离北京”，回家乡定居。

“如果没有在家乡生活，可能我也意识不到，现代社会普遍缺失的精英阶层的反思。”

《十三邀》中，已搬至汾阳的贾樟柯，不仅在贾家庄建造起了贾樟柯艺术中心，还盖了个“山河故人”家厨。

他穿着黑色外套，带着墨镜，像是每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带领着访客们兴致冲冲去关帝庙上香，参观自己的旧中学，在迪斯科的音乐中坐旋转木马，像个孩子一样。

那期结尾，贾樟柯给许知远展示了一段自己写的文字。

“在现代文明产生之前，人类的第一次交融，就来源于对时间和效率的漠视。就像蒙古人从大草原出发，他们不知道抵达匈牙利的距离。”

毕赣

贵州凯里

不管如何别人看待贵州凯里，它在毕赣的镜头中就是诗。

一首湿漉漉、沉甸甸、深情款款又有些忧郁风格的诗。

正像凤凰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毕赣对待凯里，如同贾樟柯对待汾阳。

他执着于用影像记录凯里，然后表达。

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扎根于这片土壤又想要逃离的欲望，纠葛于潮湿空气中留存的爱恨，都成为了《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每一处动人的意象：山间穿行的摩托车、嘴边模糊不清的歌谣、人满为患的露天KTV、空空荡荡的台球厅、以及与苔藓融于一色的绿裙子。

毕赣的妈妈、小姑爹、外公、弟弟、朋友都曾出现于他的作品中，目不转睛地工作，百无聊赖地发呆，正如他们在凯里的每一天日常。

“贾樟柯导演电影里的年轻人，对生活的反抗更强烈一些。侯孝贤导演电影中的年轻人，精神上很焦虑，很虚无。但凯里的年轻人是不知道自己是虚无的。”

对生活的反省，对时间和历史流逝的感知，都放在凯里的每处风景里。对于自我经验的依赖及可能滑向的沉溺，毕赣其实并不担心。

诞生于故乡的灵感，以及酝酿在日常的忧愁和思考，成为了毕赣创作的主要动力，也成为他精神的栖居地。

小时候父母吵架旁边总会闪现的电灯，走路经过时常常遇见的理发店，都被原样搬进了毕赣的电影中。代表着不安全感和神秘感的东西，让现实与创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这种依赖，也让毕赣的创作区别于其他人——从一开始就是和解状态，不会困惑和愤怒地一遍遍进行追问与描述。

因此，毕赣在采访中曾经表示，故乡的一切其实就是他的日常，也被全部放进了电影中。

即使有一天不做电影了，也许他还会回归到熟悉的家里，听一首《小茉莉》，看看流动的云和月，想一想过去的事。

李睿珺

甘肃高台

作为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坐标，家乡对于李睿珺来说，是突破了地域性的。

除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明确发生地是甘肃外，《老驴头》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故事都发生在广泛的北方。

《老驴头》是具体乡土世界的呈现，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则颇有一些迷人的浪漫色彩。

在有限空间内对于孤独的描述和阐释，在李睿珺的镜头中，是奇妙的闭塞感与想象力腾飞的结合。湖面的平静如砥、湖边的草长莺飞，以及那只具有特殊意味的白鹤，都兼备灵性和生命的厚重感。

故事中，老人“抵抗”火葬的经历和对生命的追问、对死亡的思考，是超越了地界范围和时间的。

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有过分膨胀的物欲和难以填补的内心缺失。风暴过后，往往会有遗存下来的思考。相较于城市，乡村的“停滞”和缓慢，反而像一场静默的抗争，一场在庞大现实面前的悲情落败。

而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父亲对于传统和乡土精神的尊重和依赖也在逐步瓦解，观众跟随主人公们看到的一路落败景象更是对过往文明的哀伤追溯。

对社会发展中弱者和边缘人物的